大半辈子过去了，遗憾的事不止一宗，最遗憾的是没有当上教授。
按说我这样的年龄，刚粉碎四人帮那两年，完全可以去考研究生。我是肯定能考上的。和我一个班毕业的，就有考上北京大学的，而他在校的成绩不如我好。可那时，我已发表了十几篇小说，浪得虚名，头脑发昏，以为自己说不定还真是块当作家的料呢。
来到省城后，安居乐业，教授梦又醒了。原以为好好写上几篇学术论文，或是出上一两本学术专著，说不定哪个大学会聘我当教授的。后来才发觉，这是我看三十年代学者传记看得昏了头，这个办法早就不灵了。一耽搁又是好多年，看来只有考了，先考个博士再说。
1996月1月，看到《光明日报》上一篇文章，说中国社科院怎样加强博士生的培养，作者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党委书记翁杰明先生。当即写信询问，我这样的人能不能报考博士研究生。翁先生回信说，年龄可以放宽，只是外语必须及格，语种由自己选择。英语在大学就没好好学，俄语有中学六年的底子，自信复习一年能应付过去。今年是不行了，那就明年吧。第二天就去解放路书店二楼，买了新版的课本。接连两天早上，都“勒勒—勒勒”地读俄语。
到了第三天，觉得不对劲了，这样下去，今年的写作任务还完得成吗？《李健吾传》是完成了，《徐志摩传》还写吗？再说，我若去读两年书，家里的生计也是问题。
算了吧，还是手头的事情要紧，过日子要紧。
当时我还打听到，现代文学的导师是张恩和先生和另一位先生。这年12月间，去富阳开郁达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，见了张先生，我说差点成了你的学生，张先生调侃说，多亏你没有考，也多亏我没有收，要不就闹出笑话了。这是他的谦虚。实际上我是真想让他破格收了我的。
贼心不死，机会又来了。1997年4月30日《光明日报》第六版的右下角，刊出一则广告《重庆师范学院诚聘人才》。招聘对象中，第一条是“五十岁以下教授”。我正好五十，一级作家与教授属同级职称。当即写了信，又按广告上规定，复印了大学毕业证、职称证书等证件，寄往重庆市沙坪坝天陈路十二号重庆师院人事处。收信人为吴昌珍。为了讨好校方，还表了一番忠心，说若贵院聘任了我，我愿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，组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室，“保证五年内，将贵校现代文学研究的水平提高到全国一流院校的水平。”这牛皮真是吹大了。
那些天，家里对我的称呼都变了，一口一个“韩教授”。我也美滋滋的。像我这样水平的，重庆师院接到信，会不要么？甚至都想好了一副对子：“安居直辖市，且做南方人。”一个北方的乡佬，一夜之间成了中央直辖的市民，成了最具灵气的南方人（我觉得重庆该算南方的），想想吧，该是多大的成功。
等呀等，等得人都烦了。家里人似乎也意识到不妙，怕刺激我，不再叫“韩教授”了。妻子下班回来，从机关传达室捎回邮件，我也不像先前那样心急火燎地查看了。实在等不及了，便打电话问重庆师院人事处，回答是，中文系只招聘一名，系里已定了，末后还说，欢迎你来重师玩。这不是开玩笑吗，我凭什么去一个大学里玩？
后来有个朋友知道了这事，还托一位调到重庆任职的领导干部的秘书给周旋，大概我实在不像个教授，那边终是没有回音。
看来这遗憾，此生是补不回来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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